在深圳即将举行的APEC会议之前，日本媒体已对高市早苗的出席产生了不安的预期。一位日本媒体人士提到：“中国不再把她视为首相，或许不会邀请她”，此言迅速在舆论中引起热议；《读卖新闻》和《朝日新闻》等媒体对此进行了深入报道，指出这一称呼变化与即将到来的APEC会议有直接关联。令日本方面感到真正不安的并非单纯的邀请函，而是中方外交表态中所体现出的“降格”趋势。

高市早苗在2025年10月上任时，中方还特意称呼她为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”；但自她提出对于台海问题的激烈言辞后，中方开始用“日本执政当局”和“日本现政权领导人”等称呼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到了2026年9月23日，中方在回应她的发言时再次使用“日本现政权”；而在9月30日针对日本防卫部门的问询时，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直接称她为“高市早苗”，并未加上“首相”的头衔。这些称呼的变化并不只是文字上的调整，而是一个渐进的外交信号。中方并未完全降低中日关系的整体层级，仍保留与日本在国家层面的沟通空间，但对高市个人的礼遇则显著减少。换句话说，中日关系的总体合作渠道仍在，而高市的个人面子已经不再得到保证。

高市早苗的窘境与她的言行密切相关。她首度将“台湾有事”与日本的“存亡危机”相结合，触及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之间的四个政治文件，随后她在联合国大会上推动删除《联合国宪章》中的“敌国条款”，试图减少战后秩序对日本历史问题的限制。此外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频频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，中方明确回应日本在核不扩散方面无核武器的承诺，以此表明没有妥协的空间。

与此同时，日本的经济形势也出现了变化。2026年前七个月，来自中国大陆的赴日游客人数同比下滑56.3%，这使得日本的旅游及免税零售业面临巨大压力；而日本商工会议所的反馈显示，企业对与中国关系恶化的担忧在上升。此外，日本2026财年的防卫预算已经达到9.04万亿日元，连续增长了14年，三菱重工、川崎重工和IHI三家公司在防卫相关的订单积压总额也高达6.25万亿日元。虽然日本官方宣称其国防政策为“专守防卫”，但其军工扩张的步伐却被视为经济增长的契机，这一矛盾也反映了“敌国条款”在现实中的重要意义。

因此，媒体所说的“恐慌”表面上看来是对高市早苗能否获得APEC邀请函的担忧，但深层则是对日本在亚太地区议程中可能被边缘化的恐惧。APEC并非仅由日本单方面决定的社交场所，而是一个涵盖亚太产业链、贸易规则和技术合作的重要平台，东道主在议程设置及双边会晤安排上拥有话语权。如果日本继续在核心问题上无视中国立场，即使高市亲临深圳，也未必能够期待到应有的外交互动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中方对外的态度并未完全封死回旋的余地。称谓降级、经济手段、国际场合上的表态都是可以逆转的，只要日本能够回归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本位。若高市继续把台海、历史和核政策作为国内政局的筹码，那么即将在深圳召开的APEC，对于她来说，将成为一面反映她现状的镜子。国与国之间的尊重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若将他国核心利益视作赌博筹码，其他国家有理由将其外交头衔视为可调节的工具。此局面并非情绪化的对抗，而是战后秩序、国际法义务及地区安全底线综合作用下的真实写照。

高市早苗为何在国内政治中也陷入困境？实际上，她正面临内外夹击的窘境。